1937年卓信宝，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郑振铎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“进攻冲锋”的战斗——他在被敌伪追捕、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，奋力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，始终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。据统计，他为国家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1.5万余种，共有6万多册。
郑振铎。
有感于郑振铎书生报国的义气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真历时十五年，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，通过寻找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，钩沉郑振铎及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同仁与敌人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，挖掘出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思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隐微。
近日，吴真的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推出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。她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，重现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。
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。
这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，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——他们为国家赓续文脉，在危难时刻挺起了民族的脊梁。
从五四运动干将到书籍守护者
南方+：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的研究角度可谓另辟蹊径，请问这项研究和写作的起源是怎样的？
吴真：2009年起，我有两年多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，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一本《广东战后报告》，书中有一段文字讲述了1938年底，作者在广州见到各个大学的图书被日军弄得一片狼藉，日本士兵把图书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打地铺。其中有一位来自台北的教授，专门负责搜集与汇总有价值的图书。这条记载引起我对追查“中国被劫图书”的极大好奇。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真。
根据1946年初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的追索清单，抗战时期中国共损失公家书籍2253252册、私家藏书488856册卓信宝，但这只是中国政府根据“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”（下称“盟总”）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所能开列的名单。因为盟总要求列举抗战期间损失文物的名称、制作年代、形状、尺寸、重量等，最好附有照片；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、原在何处、何时被劫夺等；如被日军劫夺，要求说出番号等，这样才算材料完整，盟总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。在这样严苛的条件限定之下，中国政府完成举证手续的被劫图书数量仍有接近三百万册，但最终归还、回到中国的只有十五万八千多册。
当时在接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我心里产生一个很直接的疑问：没有被追回的二百多万册书籍，它们到哪里去了？因为书籍不会自己说话，它们在战争中遭受的劫难，需要有人记录、有人讲述。
后来的十五年间，我每次到日本访学，一边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的专业研究，一边追查中国被劫图书的相关资料。渐渐地，这两条完全不相干的研究路径在一位文化先贤的身上发生了交叉，那就是中国俗文学研究鼻祖郑振铎。
南方+：郑振铎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名干将。当时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人大多被视为“封建余孽”，为什么在全面抗战时期，郑振铎反而是古籍的守护者呢？
吴真：郑振铎在1931年从编辑转行，成为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，他在课堂上讲授以前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小说戏曲说唱俗文学，但这些文献并不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目录之中，因此需要研究者自己搜集文献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郑振铎变成一个专门收藏古籍的藏家，鲁迅评价他说：“恃孤本秘籍，为惊人之具。”
1937年淞沪会战中，郑振铎的一万数千册藏书被流弹烧得片纸不存。他当时就意识到，“书生报国，不徒在抱残守阙”，也就是说，书生报国，并不只是保全自己的藏书，而是应该主动出击，去抢救那些“先民精神所寄”的古籍。
1937年淞沪会战中，郑振铎损失了一万数千册藏书。
但是这一举动，在当时并不为郑振铎的朋友们所理解，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认为“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，战地之伤残破坏，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”。巴金甚至说：“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，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，即使是稀世瑰宝，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。”
郑振铎是站在国家高度去抢救古籍的。他认为，沦陷的国土还有收复的一天，但文物古籍的散佚更可能有去无回，无从弥补。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“史在他邦，文归海外”。所以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，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承受着经济上的困顿也要设法收书。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，郑振铎为国家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1.5万余种，根据我最新的统计，这1.5万余种大约是6万多册。
南方+：抗战期间，郑振铎的日记和书信、文章“有所讳”，你通过比对中日档案、书信、书店账单等“有意史料”与“无意史料”，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有哪些特别的体会？
吴真：历史学家布洛赫把那些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、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往事的历史叙事称为“有意史料”。我在《暗斗》一书中运用了20多种个人的日记以及回忆录、文章，但是我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些“有意史料”，并且利用了更多的“无意史料”，比如海内外各大图书馆、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文件，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或目击者无意识留下的现场记录（比如书籍上的赠语题跋及印章、同志会的信件），还有相对来说利益不甚相关的旁观者记录——王伯祥、夏承焘等人的日记，开明文人群的信件、日本图书馆员的集体回忆。
我认为，由于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及利益均有差异，又或者是为了规避某种风险（比如郑振铎为了避免日记落入日伪特务手中），各人均采用了利己叙事或者片面叙事，蓄意存留某一部分事实，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事实，这就导致不同主体的“有意史料”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，也影响了今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判断。
比如说卓信宝，郑振铎在日记里从来不提与出资方的重庆中央图书馆、保存古籍的法宝馆等抢救文献事业的相关信息，但是各种历史档案，还有郑振铎与张寿镛、蒋复璁的数百封信件，又明确地记载了这段历史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私人日记与历史档案之间建立联系，这样才能拼接出抗战时期郑振铎秘密行动的相对完整的拼图。
吴真在日本各大图书馆检索资料。
另外一个例子是郑振铎在抗战胜利之后发表《记复社》一文，详细记录这个秘密团体的抗日救亡地下活动，但是文章列举了复社的出版物中却没有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《Red Star Over China》（红星照耀中国）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《西行漫记》。1938年2月，复社组织翻译出版的《西行漫记》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，在一年内连印五次，五万本书散播到了全中国，不少青年人阅读这本书后深受“红星”的震撼与感召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。郑振铎如果写了《西行漫记》，就会带来现实的许多麻烦。
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，我们在回望历史时，固然应该留意历史人物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，但是，他们“做了而不说”或者各人说法不一的那些“历史留白处”，更需要我们运用多种视角的历史文献去补全。
书生报国，书籍与纸笔皆可为矛
南方+：1941年，在上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古籍的中转站？
吴真：上海当时已经被日本军舰包围，而且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，这些古籍必须尽早运出上海。1940年底，郑振铎他们考虑过从上海直接运往美国暂存，但这需要采用外交途径，用美国驻上海大使馆的“外交文件”名义运出，才能绕过日本监控下的上海海关出海，但这一方案遭到美方拒绝。如果采用伪装包装的民用邮寄方式，一是上海至美国的邮资过高，二是风险过大。因此，上海直运美国的方案被放弃了，古籍按计划秘密内运到重庆中央图书馆。
当时上海直通重庆的路线也在日军管控之下，因此古籍须先运至香港。全面抗战爆发以后，香港一直作为内地物资补给线的中转站，通过港穗线、滇越线、滇缅线，将物资输送到内地。随着日军进一步侵犯，原来的滇越铁路、公路被日军切断，滇缅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。上海的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古籍多达六万册，内运只能采用大批货运方式，即“上海—香港—仰光、腊戍（滇缅公路）—昆明—重庆”。
南方+：在香港又是哪些人士在负责接应这么大量的古籍呢？
吴真：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许地山教授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，这两位学者担负起了这个重任。以前研究者根据中央图书馆档案，以为古籍运港是1941年开始的，这次我在郑振铎1939年12月发表的《劫中得书记序》中有一个新发现——他透露这一年以一己之力抢救了八九百种沦落之图籍，并说：“每念此间非藏书福地。故前后所得，皆寄庋港地某君所。随得随寄，未知何日再得展读。” 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《劫中得书记》，出于某种避讳，将“港地某君所”改为“某地某君所”，后来的《郑振铎文集》皆沿用此版，这样就遗失了郑振铎在1939年留下的密码。
2023年底新发现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。
这位为郑振铎保管书籍的“港地某君”，就是他学生时代的好朋友许地山。1941年6月，中央图书馆、庚款会、教育部各方面，“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，不肯收受，但和地山一通信，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”（郑振铎《悼许地山先生》）。
在这样的混乱状况中，正是因为有1939年古籍寄港的成功经验，郑振铎先斩后奏，请中国书店的店员们帮忙将近三万册古籍分装成两千多个商业邮包，在两个月之内一包包地邮往香港大学。许地山也不问这么多邮包是给谁的，就默默地拿提货单去取货、点收，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之内。1941年8月4日，许地山因心脏病猝然去世，这个工作又由陈君葆接替。
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。
南方+：郑振铎对于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作用，你用了“鲸落”来形容。那么，我们在今天应该如何来重新审视与评价郑振铎这样的书生？
吴真：郑振铎是“五四”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“文学研究会”的发起人，长期担任当时的国民读物《小说月报》主编，他写有《海燕》《最后一课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，也是泰戈尔《飞鸟集》的最早中文翻译者。
郑振铎固然是新文学的组织者以及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，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还有更高的地位。第一是因为他所撰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开创了中国的俗文学研究。第二是他生前经手搜购、抢救、保存的古籍，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古籍基本库藏。
在他导夫先路的中国俗文学研究、版画研究、文物研究诸领域，今天的研究者们所研究的珍贵文献与文物，许多都是当年郑振铎奋力搜求保全下来的，而且大部分是1937-1945年间在上海和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的同仁们秘密抢救保存的珍贵古籍。
郑振铎抢救的珍稀古籍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。
事实上，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，不仅有真枪实弹的武力拼杀，更有另一条隐秘的文化抗战。郑振铎在多篇文章中阐释了这场无声的战争，比如他说珍本古籍被侵略者当作“研究（中国）地方情形及行军路径”的资料，敌人载之东归，“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”。他抱着“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”的爱国激情，注重抢救史部书籍。“旧书店里也会冒出对敌斗争的硝烟”，古籍存亡系于国运，国衰则难免“史在他邦，文归海外”；反之，若能守住民族文献，自能鼓舞人心，坚定抗战卫国之信念。
从参加五四运动到抗战时期的文化救亡、抢救古籍，可以看到一介书生三十年的生命弧光，那就是：书生报国，书籍与纸笔皆可为矛。
采写：南方+记者 戴雪晴 刘炜茗
图片：受访者提供卓信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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